北京市体育场馆协会作为牵头单位,曾组织各运动项目专家,分门别类对各奥运训练、比赛场馆的环境、配套设施进行评估,提出改进建议和意见。为此经济观察网记者专访了北京市体育场馆协会秘书长熊伟,探究四年之后,“后奥运场馆的变迁”。

两鬓略有银丝的秘书长熊伟将奥运场馆的经营模式分为四种:高校场馆,在奥运结束后主要用于学校教学、集会恢复教育功能;作为全市配套建设像工人体育馆,首都体育馆这样的,维系着原来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;以鸟巢、水立方为代表的BOT模式。五棵松这样进行完全的民营资产渗透运营。

北京奥运会主体育馆“鸟巢”在建设之初就有协议,北京市政府出资58%但在赛后不掌握经营权,由中信集团、北京城建和美国金州控股共同组成的中信联合体出资42%,赛后拥有30年的特许经营权,期间政府不承担亏损也不分享盈利,这种由西方引入的模式被业界称为BOT模式。但在奥运会之后不久,在鸟巢的冠名权上,政府与企业就出现了分歧。

2009年8月,北京市政府与中信联合体签署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》,决定调整国家体育场“鸟巢”的运营维护管理模式,对国家体育场进行股份制改造,调整中信联合体独立运营30年的管理体制,成立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协调小组,形成在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导下,由国家体育场公司负责运营,北京市各相关部门、属地政府全力配合,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积极性的运营管理新体制。

“这一协议实际上宣告这种投融资模式在中国首次尝试和应用的破产。”首都体育学院教授王子朴说。

但是熊伟认为,这并不能说是BOT模式的失败,这只是转换了一种模式。实际上是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,大型的国有资产如何进行合理调配的方式方法进行一个调整。只是股权发生了变化而已,运营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。其实始终是政府在控制这个事情,甚至还要更专业一些。曾经是以运行维护为主体,到了后期主要是如何管理运营。

奥运会后的两年,“鸟巢”、“水立方”运营收入中约有七成以上来自旅游门票收入。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爱庆曾表示,由于“鸟巢”和“水立方”参观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过高,收入结构存在潜在风险。

四年后的“鸟巢”、“水立方”这两个具有地标意义的奥运场馆,已逐渐摆脱对门票的依赖。熊伟介绍,目前两个著名场馆的门票收入不低于百分之五十。它们正在致力于改变过度依赖门票收入的运营模式。“如果从这三年的运营状况来看,水立方比鸟巢好一些,总体来亏损的状况没有,基本上还略有盈余。”

熊伟认为,鸟巢、水立方的游客下降是必然,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都会有这种情况。但是这次伦敦奥运会召开,又激发了国人到北京看奥运场馆的热情。中国人口内需非常之大,亚运会到现在20多年了,亚运会的旅游线路还是有人去看,他还是有可以持续性的东西。

谈到鸟巢时,熊伟则有些无奈地摇头。他表示,“奥运场馆没法计较盈利问题。每年客流量上亿。这个意味着什么,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的发展有没有算到这里面来。这个1亿多人的吃喝玩乐有哪项算给鸟巢、水立方。所以不能独立的来看这个问题。”

从一个成熟场馆来看,这些所谓“鸟巢办一场比赛亏一场”都是正常的,因为还是有一些不必要的浪费,现在还没有发现。“按照8万人准备的设施,那么现在只来了2万人,那么势必有6万是浪费的,但是这些设施我已经准备了。那么我算不算亏损呢。”熊伟说。

听记者说伦敦奥运的座椅都是租来的,可以拆卸时,熊伟解释“我们和伦敦奥运的风格是不一样的,虽然都是“勤俭办奥运”。但是,比如鸟巢有8万座椅是为什么,因为当时在中国各地还没有一个场馆能够达到8万这样一个规模,那么我们当时就从这个角度出发,觉得未来中国还是要有一个能够体现人多,地大物博的场馆。其实这也是是一个表现的姿态。但是最终我们要回归一个探究人文的东西,就是什么叫作实用性。”

针对前期外媒拍摄的有关奥运场馆荒废的一组图片,熊伟认为不能反映整体的一个势态。“都是拍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。我们一个这么大的场馆,放垃圾的区域、堆放杂物的区域说我们的东西堆那里很萧条,你得看看他拍的地方是哪?他有没有拍我们的主场地保持的多好,他有没有拍我们排队进场的客流?”

对于一些偏远的冷僻场馆可能将要被拆掉用做商业开发。熊伟表示,如果场馆本身的功能散失了保存着也没有意义,文化教育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,带动炒熟了这块地然后区域经济发展起来了,这就是体育发挥的最大的功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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